车子一路开到了首都的核心区,下了车之后两个武警不再跟着,孙瑜的行李都放在车上,待会儿这车还要送他去酒店。郭悦带着孙瑜一路走到了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照壁的院子前,给警卫看了通行证之后,郭悦领着孙瑜进去了。
孙瑜简直目瞪口呆,“我们今后在这么核心的地方办公吗?”
“不是,我们的办公地点在东地公园附近。”
“那在哪?”
“南四环边上。”
“还好,算是城区,我就怕往南到廊坊了。既然这里不是我们的办公地点,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孙瑜继续问道。
“我们机构算是正式成立,成立的时候,领导总要见个面,开个会,讲个话吧?”郭悦解释道,“还有一些仪式上的事情,还要授旗之类的。”
“授旗?授什么旗?”孙瑜继续好奇地问道。
“我们虽然不是军队,但是会参照军队的要求进行管理,所以要授一个军旗。”郭悦耐心地解释道,又嘱咐孙瑜,“等会儿是分管我们的最高领导过来,你注意一点。”
从她的语气里,孙瑜都听出她本人都有些忐忑不安。
“哦,难怪把局座调过来当领导,原来是正军级的单位。”孙瑜恍然大悟道。
“不是这个意思。”郭悦有些哭笑不得了。
“那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军队的副主任?”孙瑜一下子兴奋起来,“我们发军装吗?能给个少校军衔吗?”
“给你说了,就是个形式。”郭悦摇了摇头。
首都的核心区进来之后和普通的机关也没有什么区别,郭悦把孙瑜领到了一处小礼堂,张远张局座、胡东进胡主编、刘远航刘政委都坐在里面了,正在闲聊。三个人都穿得正儿八经的,局座穿着白色的海军礼服,胡主编西装领带,刘政委也是一身戎装,孙瑜这才注意到连郭悦都是西装小短裙,就自己黑裤子配着蓝衬衣就来了,还不如把自己以前的执法服穿过来,把肩章、臂章、胸牌都戴上。
于是孙瑜颇为幽怨地对郭悦说到,“郭主任,你也不提前和我讲一下,早知道我也穿身正式的衣服,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他又望了望四周,幸好周围没有站仪仗兵,不然的话就把自己衬托得像是扫垃圾的了。
“这也是临时通知的,”郭悦辩解道,“领导的行程也是很忙的,活动安排时间都是不定的,我也是早上才知道时间安排的。那时候你已经在火车上了。”
“那你也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啊,我哪怕在火车上也要换身稍微看得过去的啊!你们家在首都的就是方便。”孙瑜幽怨地说到,“我现在去买还来得及吗?”
“我这件是找首都的战友借的。”刘远航辩解道,“好在都是特警,款式和大小都差不多,就换了个编号牌。”
“这个给我的时间太短了,本来我的箱子里面带了衣服的,但是箱子放在车子上了,郭主任,能不能把我的箱子送过来,或者我回车上去换一套衣服,这打扮确实不像样。”孙瑜对郭悦说到。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张远看了看手表说到,又宽慰孙瑜,“没关系的,反正王副主任不是很在意这些。”
“我的天,是王副主任要给我们授旗吗?郭主任,我还是去换一套衣服吧!”
“局座给你说了没关系就是没关系了!”郭悦板着脸说到,“你现在不要乱跑了,等会儿王副主任还要一个一个谈话呢!”
于是孙瑜颇为忐忑地等在这个小礼堂里,没过十分钟,就有好几个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簇拥着王副主任走了进来。
王副主任看上去比电视里面老态得多,不过精神还算是矍铄,颇为和蔼地和每个人打了招呼,一一握手,有一个秘书一样的人跟在旁边挨着介绍每个人的姓名和当前的职务,说到孙瑜是某市某部门的公务员的时候,王副主任还特意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之类的话。握手完了之后,王副主任就招呼大家围着中间地会议桌坐了下来,自然有人摆上了矿泉水,秘书帮助摄影师一边放好设备开始记录讲话内容,一边又展开了笔记本拿起了笔,原本计划用来授旗的小台子和演讲桌,都没了用武之地。
王副主任直奔主题,首先对张局座说到,“本来我是不想沾这项工作的,外事这一块已经够忙了,但是你们这个小组又比较特殊,搞得和其他小组完全不一样——从根本思路上就不一样,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你们的思路是对的,不只是说你们去其他世界的方法和别的组不一样,是你们对于其他世界的意义的认识和其他组完全不一样。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直说人类从历史上能够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学不到什么东西,遇到第二次同样的情况还是犯错误。现在,历史向我们敞开了,向历史学习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完全靠个人读历史书、社会观察和做研究的天分了,过去的历史真实地、再现地敞开,你想要什么资料就可以搜集什么资料并且直观地加以观察,甚至可以试探性地参与和改变!”
王副主任敲了一下桌子,“这很了不起啊,同志们!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是遇到什么、什么问题,特别是面临可能是历史转折的关键决策点的时候,会忍不住去想:导师他老人家会怎么布局怎么办?总设计师会怎么决策怎么办?特别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座的同志不要觉得理论问题不重要,我们国家的根基就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和导师的理论之上的,所以面临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忍不住考虑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还在,会对现有的情况有什么理论见解,能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结合起来的领导干部屈指可数,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特别是理论认识分析的能力一直比较缺乏。现在,我可以说,我们最重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真的可能有这个机会听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了。”
孙瑜一个激灵,用带着敬仰的目光看着和自己坐在同一张会议桌旁的领导——真不愧是中央的领导,看问题比网络写手不知道高出多少个数量级。
在孙瑜的印象中,绝大多数的网络写手对于历史的见解还局限在历史的下游对于历史的上游的优越感上,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历史经验上的,他们对于已经成型的历史的架空和改编创作中流露出来的态度,证明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人类正在创造的历史不是既定的,就如同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创造是许多主体意志合力的结果,任何一个主体意志都可不能独自地决定历史的方向,每一个自由的意志都在试图将历史引向不同的方向,而最终历史的发展则是合力的结果:一般人看历史只看到合力的结果,没有看到合力形成的过程。
对这种历史合力的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就是人类对于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最伟大的理论家提供了这种人类对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的框架——这就是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而小说作者免不了受限于事后者的局限性,被历史决定论所困扰,带着某种英雄史观和精英史观,实际上,这是任何审视历史的人都避免不了的。
因为人类对于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必须通过某个具体的人用理论或者其他方式将其表达出来,而在这种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所做的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又必须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中国传统观念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将历史的伟绩归功于个人,正反映了人类社会自反馈的现实的过程。
“我们头脑中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理解是被极大的压缩和浓缩过的,”王副主任继续讲道,“我们有个认知的格式塔,我们认知中没有的概念和元素,我们不会发现也不会理解,历史在压缩和浓缩的时候就丢掉了许多概念和元素,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只能是粗略的,有时候因为概念和元素的缺失,甚至是错位的。”
“一般来说,我们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总结说因为有一二三四五的原因,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总结的原因与这件事情本身,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因果的必然性呢?这是很难有个客观结论的。现在我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史的具体场景,甚至作为一个自由的意志,历史合力的一部分的贡献者参与进去,还能影响到许多其他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就此变成了当代史,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的视野一下子就被拓宽了,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局限于历史资料的挖掘和考古的场景复原研究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活过来了,活生生的现实正在产生资料同时也展示着具体的历史场景,这才是最大的意义。而不是像其他人吹嘘的什么其他世界的高新科技、仙丹灵药、人种的进化。你把这些东西从其他世界带回来,不加以研究和吸收,像进行本土化一样进行本世界化,不完全弄懂原理和构造,这些东西你敢用?我特别举一下《生化危机》的例子,从那个生化危机的世界把生化病毒带回来,如果泄露了,把我们这个世界搞得和《生化危机》世界一模一样,就为了搞出几个身体素质特别好的人,有什么意义?不值得!”
“所以张远你写的这个报告,有的人看了不满意,觉得你们无事生非,我反而觉得你真不愧是做了多年研究的冷板凳的,脑袋是清楚的,别的不说,香港的布局是很有价值的尝试,特别是对照我们这边的现状,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正在努力做工作纠正过来,但是从历史的源头上就开始布局,这个尝试就很有意义,又有了一个新香港,又多了一份经验。我们曾经的错误具体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今后在工作中能不能避免,应该怎么避免,初始条件变了,是不是就不会产生了——同志们,这个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党内也有很简单粗暴的历史观,直接推给老人家,工作中的重大的历史错误都是最高领导人或者哪位领导昏聩的决策,这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我是反对这种简单看法的。就算决策是领导人拍脑袋做出来的,但是具体坏成什么样子这里面也是有具体的历史因素在里面的,这些因素是值得分析的,并且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和避免。在古代,我们说都是皇上坏,但是某个皇帝的统治的维持或者被推翻,总是有具体的历史形态的,秦始皇、隋炀帝和光绪慈禧太后肯定不是同样的坏法,他们也要受历史发展阶段的束缚,我们的领导人也是。好了……算了……这个问题不讲了。”
“还是说关于经营香港这件事情,我同意了,你们按照报告的想法尽量去做,不要有顾虑,造出一两个香港首富、亚洲首富又有什么关系?本来历史上就有,历史上没有的,那也好,也印证了恩格斯的历史理论。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怎么不能在十九、二十世纪的香港造出首富来?世界首富随便都可以造出来,十九、二十世纪全球经济总量才多大?我们的人出现在那里,让那个时代的人来看,我们确实就是庞然大物、怪兽、利维坦,区区一个香港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在战略上的态度就是不要怕,然后在具体的战术和细节上,又要非常重视,运用贸易对经济和政治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很精细的工作,搭建贸易网络,稳固贸易往来,这又不是说我们军力和经济能力比他们强,就肯定能够做好的。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一开始还不是吃了软钉子?所以说你们一定不要看不起十九世纪的那些国家和具体的人,觉得他们肯定是落后的,我们是先进的。社会的运转是有规律的,做生意不是产品好就一定卖得出去,不像打仗,家伙好的打家伙差的就好像玩一样,但是就算是打仗也要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苏联在阿富汗,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有收益吗?反而把自己拖垮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始终坚持原则,不能把自己降低成十九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我们不走这条路的。”
“关于目前的任务,我现在有时候就搞不懂,一边急吼吼地调集军队的人手,挖掘什么民间的奇人异士去那些个什么神话世界、高武世界、未来世界,希望培养出成批的神仙、超人类,倒若干高科技的东西回来;另一方面,又对同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人做生意这件事情忐忑不安,生怕我们的人去和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人接触,做理论探索,又或者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人知道了我们来自二十一世纪,就此改变了历史,这完全搞颠倒了嘛!”
孙瑜也不知道王副主任在吐槽谁,不过这么近的距离听到这种程度的八卦,作为党员,心也很慌啊!
在场的其他人,张局座露出了他在电视节目上常见的微笑;胡主编如坐针毡——这两个人是完全听懂了的;郭悦和刘远航都是一本正经的严肃脸,估计心里面无比懵逼。
领导在有些情况下,讲话果然也会无所顾忌。
“你们看一下,有空安排一下,我可以亲自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和两位先贤交流一下学术和国际共运史。当然,这算是我们的朝圣,但是形式和内容上和宗教的朝圣不一样。”说到这里,王副主任终于把目光落在了孙瑜的身上,“小孙,你觉得我们是应该一直严格秘密的,还是说也应该做好把这个情报在新世界泄露出去的后续准备?”
“呃……”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过来,孙瑜顿时觉得压力好大,“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一直能够联通,不会被关闭的话,无论怎么样,都应该做好后续准备,毕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人不会是傻子,不会对日益增长的双向交互产生的影响视而不见的。存在本身就是痕迹和意义,保密最多是一时。”
“你说得不错,也没有上纲上线地保密的必要,并不是你的人不泄密别人就猜不到。”王副主任一摊手,“但是这个不是让你们回到那个世界,随便宣扬你们来自未来,张远的报告里面写的很清楚了,小孙也知道了,未来大量的商品和物资的往来,瞒不住的,对面的那个世界瞎猜也可能猜中的,这个时候,无论怎么样,都要有一个后续的准备,哪怕是统一一个回答的口径也是有必要的。”王副主任点头说道。
王副主任随即又笑起来,“十多亿人口的大市场,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藏得住。更不要说,以后这样的市场说不定有十个、上百个。”
大家听了感觉不是兴奋,反而有点毛骨悚然的心虚和害怕了,这种感觉,就好像累死累活加班终于干完了一项任务,然后领导告诉你这样的任务以后每天都有——还是缺乏党员的觉悟啊!